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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陀陷阱边缘的科研诚信库存与道德地图

保卫科研诚信——塔西陀陷阱边缘的科研诚信库存与道德地图李侠科研诚信话题已经成为科技界的老生常谈,然而时至今日,各种学术不端现象仍不时见诸报端,诚信问题已成科技界的最大顽疾。2016年12月12日,国家自然

 

保卫科研诚信

——塔西陀陷阱边缘的科研诚信库存与道德地图

李侠

科研诚信话题已经成为科技界的老生常谈,然而时至今日,各种学术不端现象仍不时见诸报端,诚信问题已成科技界的最大顽疾。2016121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2016年“捍卫科学道德反对科研不端”的通报会上指出:自20153月开始,《英国现代生物》、《斯普林格》、《爱思唯尔》、《自然》等国际出版集团出现的4批集中撤稿中,涉及中国作者的论文有117篇。其中,23篇标注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另有5篇被列入已获得资助的项目申请书。这次曝光的学术不端案例中有一个新迹象:即不端从简单的个体层面向第三方中介机构蔓延。这预示着学术不端已经从个体的简单小作坊向规模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而且不端的技术更细腻,更不宜被发现。此时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情况会变得越发难以处理。

客观地说,看到这则消息,笔者内心并没有产生多少震惊,愤怒早已经被严重稀释,这只能说明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认知模式开始转变。毕竟这些年我们国家被撤稿的文章太多,也没见到有哪个人因此受到调查与严厉惩处,自然会推断这次也会如往常一样:不了了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科研诚信状况并没有出现我们所期待的根本性好转。我们已经厌倦了就学术不端事件对个体进行学术道德审判,因为无数事例证明,这种做法于事无补。坊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我国科技界的科研诚信状况如此糟糕,显然已经不是个体层面上的原因可以解释。因此,以往那种一味对个体进行简单的道德审判的做法,看起来正义凛然,实则恰恰掩藏了最为深刻的产生那个问题的制度困境。因此,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宏观的制度层面进行切入:探讨其产生的机理及其腐蚀性后果。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人是理性人和经济人的混合体,他的行为选择首先是理性的,然后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看上面提到的制度悖论:好的制度之所以使坏人变好,是因为在这个模式里有四种行动出口:在好的制度保证下,做好人收益比做坏人的收益高,反之,做坏人的收益很低,久而久之,没有人愿意做坏人;相反,在坏的制度安排下,做好人的收益不如做坏人的收益高,反之,做坏人的收益很高,久而久之,人们都愿意做坏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人们的认知模式以及行为选择都将发生混淆,如果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群体偏好与选择的逆转:“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成为一种潜在的行动纲领。对于任何机构与个人而言,鉴别学术不端是需要巨大成本的,对于个体而言,指认学术不端还要承担额外的巨大心理成本,而收益与补偿却是极其微小的,从而导致个体的监督行为成为极度不经济的行为。在学科分化如此细化的今天,只有同行具有监督能力,而同行鉴于各种监督成本考量的回避,久而久之,学术不端的鉴别与惩处就成为科技评价的飞地,仅存的唯一约束就是源于个体内心的良知,而良知的约束力量是极其脆弱的。由此可以断言,源于小科学时代的自律已经无法适应大科学时代的学术诚信建设,此刻,由代表制度安排的机构的监督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也是我们当下在科研诚信建设方面遭遇的尴尬瓶颈。

制度安排的不作为造成的恶果就是使整个社会有陷入“塔西陀”陷阱的风险。所谓的塔西陀陷阱是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塔西陀(A.D.55-120)是古罗马的历史学家,暂且不去纠结这句话是不是塔西陀本人所说的,仅就这个现象而言,却道出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律。笔者这几年也一直在思考造成塔西陀现象背后的理性为何?有一个不成熟的解释,即囚徒困境博弈的次优解的结果。简单的说,在科研诚信的博弈中,如果所有人都遵守诚信,踏实工作,约束内在欲望,那么整个社会将出现最优解,即获得货真价实的科研成果,促成社会进步与福祉的增加;问题是在缺少违规将遭受严格惩罚的约束下,遵守诚信,踏实工作并不是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在收益相对恒定的背景下,投入越少,净收益越高。因而,一些人总会尝试违规,以此获得更多收益,当所有人都这样想的时候,科研诚信的次优解的结果就出现了,毕竟,在违规的惩罚概率很小的情况下,违规是理性的行为,符合效率最大化原则。这个均衡造成的结果就是,短期内,科技界每个人的利益虽然不是最好的,但肯定不是最差的。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却是以损失进步与福祉为代价的。

从长期来看,科研诚信博弈的次优解带来后果就是科研诚信库存的持续减少,如果这种趋势不能被遏制,最终会造成科技界出现诚信赤字现象。换言之,整个科技界将出现诚信破产,到那个时候,科技界内所有人的收益都将受到损失,这是塌陷带来的吸引效应,无人可以幸免。按照英国社会科学家吉登斯的说法,现代社会是一个脱域社会,它的运行靠两套系统来维系: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专家系统更多地是指源于个人的诚信,而象征标志大多是指制度授权带来的诚信,如各类制度认证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诚信库存总量来源于两个系统产生的诚信总和。

群体的公共诚信是一种资产,就性质而言它属于准公共物品,即它的产权无法专享。比如知识分子的声誉就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诚信资源,一旦你进入这个群体就能获得这份资源,并由此收获社会的认同与支持。为什么各类媒体上经常有专家的身影,其道理就在这里。大凡公共物品由于产权无法界定,潜在地面临公地悲剧的风险。换言之,每个人都想从公共资源中获得个人最大化收益,而却不想为此做出贡献,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作为群体公共资源的诚信库存被消耗殆尽。比如一些专家给利益相关者代言、站台等现象都是利用群体诚信资源的表现。如果某个专家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做出学术不端事情,一旦败露,那么就会造成群体诚信资源的损失,导致那些没有做学术不端事件的个体也因此蒙受损失,这就是典型的损人利己的行为。由此可知,学术不端事件,看似与我们无关,实则是这些违规者在偷盗本属于我们共有的诚信资源。这点很好理解,比如,某个机构一旦出现严重学术造假行为,事发后并没有遭到严厉惩处,那么,这个机构所拥有的诚信库存将为此被打折,出现信用等级下降的惩处,从而造成那个机构的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失。因此,捍卫科研诚信,就是保卫我们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科研诚信库存的积累非常缓慢,一旦被恶意透支,恢复起来异常困难,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恢复到原来状态。

诚信库存是一个群体或机构最宝贵的公共资源,但是基于对诚信库存来源的分析可以知道:我们以往的关注点集中于对于个体学术失范的讨伐,实践证明效果并不理想。在笔者看来,构成诚信库存的最大部分来自于制度安排,如果制度安排的不公正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单纯强调个人诚信,收效不会理想。试想在各种科研资源分配极端不公平,评价体系以及话语权被垄断的背景下,所有安心科研的人员都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甚至无法存活,此时,存活就是其首要关注的任务,在风险较小的现实环境下,违规恰恰是个体在扭曲评价体系下所能采取的最便捷之路。因此,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恶意透支科研诚信现象,必须从根源上改变扭曲的评价体系,树立责权对等的公平评价体系,这才是增加群体诚信库存的治本之策。

由于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程度等原因,各地或机构所拥有的科研诚信库存总量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基于诚信丰度,在宏观上就呈现出一幅清晰的道德地图。科研诚信库存低的地区呈现出道德洼地趋势,个人收益开始出现受损现象;反之,科研诚信库存丰富的地区呈现出道德高地趋势,个人收益至少不受损,甚至有所增加。这个现象很好理解,比如我们经常听说某地是电话诈骗之乡,那就意味着那个地区已经陷入道德洼地,那个区域里不诈骗的人也将因此承担连带被惩罚的后果,再比如,某地习惯生产造假产品,那么,那个地区的所有产品都将被人们视作造假或伪劣产品,由于处于诚信赤字状态,那个地区的产品将受到不加区分的惩处。对于科技界而言,情况同样如此。一些从制度上不采取措施遏制科研造假以及改变扭曲评价体系的地区,未来也将遭受诚信赤字带来的损失。这种态势一旦蔓延开来,就会造成强大的挤出效应,那些坚守科研诚信的个体在道德洼地将遭受额外的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损失的发生,他会选择离开道德洼地,流动到道德高地的地区,以此获得道德高地的额外认同收益,以此弥补自己的声誉损失。这幅可以清晰预见的道德地图分布,应该给所有管理者敲响未来的警钟。

对于个体科研诚信问题,相对而言,比较好解决。毕竟科研诚信事关每个从业者的职业生涯,一旦违规被发现,那就意味着他多年的投入都将成为沉没成本,他将被驱逐出这个行业,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之重。科研诚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单中国有,只要政策公平以及改变扭曲的评价体系,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一生做一次危险的赌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制度安排变相鼓励恶意透支科研诚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试想,谁应该为中国科研诚信的现状与发展缓慢负责呢?是那些靠着扭曲的评价体系而拥有无数光鲜头衔、掌握数千万甚至上亿资金的大咖们,还是那些为了生存不惜涉险违规的学术不端者?人类认知的短视之处恰恰在于:我们总是无法忍受小的不道德,却心甘情愿地宽宥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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